陈士榘的家庭规模庞大，子女多达六个，再加上一个干女儿，夫妻两人加在一起，共有九口人。正因家庭成员众多，所需的开销自然也随之上升，生活成本大幅增加。
除了家庭日常开销之外，陈士榘还有一笔重要的支出，那便是他常常帮助来自老家的亲朋好友。他总是心心念念地给予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，虽然每次都不算很多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接济的次数增多，开支自然也就逐渐加重了。
实际上，陈士榘一家并不仅仅依靠他的工资生活。他的妻子虽然比他年轻16岁，却也是一位革命的老前辈。她在抗战初期便跟随父亲投入革命事业，四十年代初期在罗荣桓等人的介绍下与陈士榘成婚。解放后，陈士榘担任工程兵司令员，而他的妻子从文工团转为工程兵干部，若论职务和收入，至少也能有一百元的薪水。
尽管夫妻二人的工资总和看似不少，但在物资匮乏的时代，粮食的供应并不充裕。政府开始酝酿粮食计划，实施定量供应，各种粮食票证逐渐流入了社会。
在经济困难时期，城市居民的粮食配额被进一步压缩，副食品的供应同样不足。即使凭票购买商品，市面上的货物也显得捉襟见肘。到1961年以后，随着难关的逐渐缓解，市场中各种票证的种类增加至一百多种。可见，那时拥有足够的财富不如拥有足够的票证，经济活动几乎必须依赖这些票据。
若按照定量进行分配，高级别人员享受的待遇自然更丰厚。由于职务因素，陈士榘在某种程度上享有一些特供，每月可获得4斤肉、4斤黄豆，外加烟酒等礼品。肉和黄豆在当时都是相对营养的食物，这一小小的特供使得他们家的饮食得以稍微改善。
为了家庭的生计，陈士榘家中养了一头猪。然而在艰难的时期，猪成长缓慢，饲料供给严重不足。为了改善家里的状况，最终他们还是决定宰杀这头猪，分割得到的几十斤肉，让一家人共享。我们知道，养大一头猪通常可重达三百斤，但在困境中，顾虑与现实决定了必须共同渡过难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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